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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姓  名: 朱大可
  • 身  份: 文化批评家、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 演讲主题: 中国转型期的文化选择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文化传统的危机和拯救 个人记忆和民族反思
  • 语  言: 中文
  • 国  籍: 中国

  批评是最深刻的阅读。1986年,一篇名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文章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其作者就是在当今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文化批评家之一的朱大可。对于外界的褒贬不一,朱大可坦言:“其实我40岁就知天命了。我是很有争议的人,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争议是最好的状态。没有争议才是不正常的。我为下个世纪写作,因为历史是最好的评判者。”

  朱大可是当代著名文化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1957年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3年朱大可被分配至上海财经大学汉语教研室工作,讲授“大学语文”课程。由于与所学专业和研究领域不符,加上失去了大学时代的人文环境,他的心境转向压抑,“失去了方向,心灰意懒,无所事事。”此间,除了一篇《电影系统论》,他几乎中止了所有的写作,蛰伏了近两年之久。 转机出现在两年后。1985年,朱大可受邀参加在厦大举办的全国文艺批评新方法研讨会,这次盛会几乎云集了中国当时最优秀和最走红的人才。回去后不久,他的第一篇诗歌评论《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问世,并于1986年发表在著名的前卫杂志《当代文艺思潮》上。之后,凭借一系列文学研究和批评文章,朱大可在中国文坛奠定了自己的先锋批评家地位。

  作为中国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批评家之一,朱大可是前卫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朱大可迄今仍然保持着犀利而深刻的风格,与他的神学、神话和文化阐释学研究相比,,他的文化批评更具“杀伤力”, 其主要著述有《燃烧的迷津》和《聒噪的时代》、《逃亡者档案》、《话语的闪电》、《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等。朱大可的批评方式和话语风格“一剑封喉”的美誉。因其前卫的思想、对社会弊端的激烈批评、独特的话语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深刻,对90年代以来的“愤青主义批评”产生了微妙影响对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亦产生广泛影响。2006年9月号的《凤凰生活》杂志,推出“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中国文化守望者”朱大可入选,与李敖、余秋雨、王小慧、程抱一等人一起,成为“思想的力量”的代表。

  曾有记者问“在这个世界上,你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战争,永恒,环保,艾滋病还是春天和生命?”朱大可回答道:“我最关心的是人的自由”。围绕这一焦点,朱大可近年来受许多机构邀请在各地进行演讲,发表他对文化、社会领域的独特见解。

  2010年3月,朱大可做客“文化周末大讲坛”,并作了一场题为《转型中国的文化选择》的精彩演讲。在演讲中,朱大可表现出对当下出现文化误区的担忧,“如有人弘扬糟粕提出保卫春节和磕头,还有出现‘道德过度’等现象,所以要警惕道德民兵和网络哄客”。他还指出,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们自由思考的权利受到限制,而是不停地克隆所谓的教科书式的答案,“现在学生总是学着如何适应考试的标准答案,而不是独立创造,这样就压制了文化原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