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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李大潜院士
对话人物:李大潜,1937年生,复旦大学教授,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发展中国家科学院、欧洲科学院院士,法国科学院、 葡萄牙科学院外籍院士。师从一代数学宗师苏步青、谷超豪。主要研究领域为偏微分方程、控制理论和工业应用数学。 对话时间:2017年4月7日下午 对话地点:杭州世贸君澜大酒店 对话背景:应闻博智库邀请,李大潜教授4月8日上午作客杭州“千课万人发展课堂”,为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多位小学数学老师演讲,演讲主题--至善至美的数学,立德树人的数学教育,副标题--小学数学教育的一些思考。 (2010年获第三届CSIAM苏步青应用数学奖的颁奖仪式) 您如何从中国数学研究的角度判断中国前沿科技可能的爆发点? 答:战略问题是需要的,知道历史、预测未来有必要,有时跳开具体研究有好处。我们现在是文章多,高质量少,喜欢跟风,改进一点就以为了不起。有战略,人家才会跟我们跑。中国科学要引领世界潮流,必须知道科学历史和潮流,了解过去才可以看到未来,进得去,才能出得来。具体的学问很深入,但又有战略眼光。 当年克林顿讲知识经济,中国满报纸都是,但一位著名科学家泼了一瓢冷水,让国人头脑冷静了下来。大数据是奥巴马提出的,历史怎么评价还不好说。大数据对数学的要求、推动还不清晰,肯定有前途,将来也有退潮的时候。 很多人不注意战略,恩格斯说,人容易成为分工的奴隶。现在博士的知识面实际上很窄、很少,全才在当今不可能,但应该文理相通,学科交叉。 (1982年在法国著名数学家J·L·lions院士家中) 现在人工智能很热,您怎么看? 答:信息学部的院士们说,人工智能不是简单模拟人,应该是解决人做不了的问题,但现在大脑还没研究清楚,生物仿生学时代还远远没到来。有不少人喜欢炒作,用时髦的概念戴帽子,申请基金。 确实有院士介入人工智能研究,对数学提出了重大挑战。实际上计算机在里面的作用大一些。现在数学家只是参入,今后再看。人工智能理论进入中小学教材还很远,进了就是大成就,是划时代的,才是勾股定理、微积分这个级别。要承认,给人工智能取名的人有商业头脑。 (1996年苏步青教授九十五岁华诞之时) 您怎么分析这两年中国大推力火箭发展步伐的加快? 答:中国火箭技术的创业阶段已过,以前是什么都没有,现在难度也不少,高温、高压、性能、机理都很难,计算也很难,很多古里古怪的问题需要研究,总的来说现在和创业阶段比是量的问题,跟从无到有不一样,但同样容不得半点疏忽,因为是要上天的。中国的两弹一星开发周期小,数学在计算、机理、模拟、实验等方面起了大作用,甚至是核心的作用。计算机作为工具也起了很大作用,以前是手摇计算机,现在的计算机已经很先进了。 (2006年在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颁证仪式上讲话) 国际数学前沿当前呈现什么特点? 答:美国最强、人最多,法国的精英多、德英意也不错,多极化趋势明显。 国外做应用数学待遇很高,但中国看不起,低人一等。法国有一批应用数学家自己开公司。国际数学大会作报告的美国最多,以色列也不少,中国发表的文章多,报告少。 中国独领风骚少,跟风做得更好的确实有,但那是在人家树上摘果子,自己没有树。 (2011年在复旦大学校园内骑自行车) 您怎么看当前的中国高校数学改革? 答:跟过去差不多,有一点点变化,那就是对数学建模的重视,但不如中学的改革红火。重研究、轻教学、轻教材,一直改不了。升教授要文章,对本科生的教育不重视。好教材太重要了,教材要完美、天衣无缝,编一本好教材需要十年八年,而且应该一气呵成。苏联三四十年代的的数学教材很经典。 (2009年与小学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张祖同在南通大学) 读完您的《积微集》,我觉得文学、哲学、西方科学的训练对您的成功都有影响,您觉得这种影响是什么? 答:解放前,我阅读了大量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亚与舒拉的故事》等,生动的故事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很大,觉得人的一生要让别人过得更美好,心胸开阔了。现在看可能有宣传的成分,但当时觉得美好、陶醉。现在只强调自我实现,很怀念当时的理想主义。 我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看小说,历史、数学文化的都有,积累了很多东西,比说教、报告好得多,是人生的教科书。 西方应用数学对我的影响很大,法国导师让我视野开阔,知识面更宽,文理结合。“志存高远,心逐平和”的理想就是那时候树立的。 哲学还是要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对我的影响较大。恩格斯说:不要哲学,实际上是受了最坏哲学的影响。有些事开始并不是按照哲学原理,做对了,回头看,是符合的。 一个优秀的科学家既要有数学家的严谨专注,又要有诗人的激情和遐想。数学的创新要讲辩证、也要有发散,混沌、微积分、分形都是这样。法国的数学家每年都有新的遐想,且看得到应用。它们的数学领袖有题目,纵横驰骋、得心应手。团队大,院士十几个,每个人都在学术领域各霸一方。 (1957年的大学毕业照) 家庭教育对您有哪些影响? 我三岁开萌,比较早,母亲师范毕业,父亲中学物理教师,书法、文章、诗词好。父母要求我背古文、诗词,我看过比较多的诗词。他们对我的教育是宽松的,鼓励我自己学,不太管。现在的父母做不到,现在不管不行,但实际效果又不好。 我小学作文不好,初中时父亲送了我一本精装日记本,刚开始是记流水帐,后来好句子就有作用了,笔记本我现在还保留。我的伯父是浙大中文系教授,比父亲大十岁,小时候父母经常给我讲他的故事,他很会读书,书法、文学都很好,我从小有这样一个榜样。上进的中学同学、中学老师的影响很大,中学环境的影响很重要。 (釆访现场) 从2016年12月23日取得联系,到2017年4月7日演讲当天,为了准备这场一个半小时的普通演讲,李院士给我回复短信22条,邮件12条,文字稿和PPT分别两次征求我的意见,严谨的作风令我叹为观止。文中相片也是他本人亲自发我的,每张相片都一一附了文字说明。 “人的一生非要怎么样很累,要审时度势、顺势而为,过去、现在我都不累。”这是他不经意的一句话,但我觉得这可能是他堪称完人的秘诀。
2017-04-07
微访著名数学家李大潜院士
作为一辈子对数学诚惶诚恐的文科男,我把这次对李大潜教授的拜访视作一次顶礼膜拜。 中国科学院、发展中国家科学院、欧洲科学院院士,法国科学院、葡萄牙科学院外籍院士,集五个院士头衔于一身,在中国健在的数学家中恐怕没有第二人。 我们的对话在复旦大学光华东主楼15楼的咖啡厅展开,时间是2017年1月10日下午4点。 “中国的数学研究30年来进步很快,201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2015年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大会在中国的成功召开是两个重要标志,说明我们数学界还是有不少成果的。我们已经是数学大国,但国际大奖还没有拿到,距离数学强国还有距离。” “复旦大学数学学院有传统,学风好,重传承,国内名列前茅,和北大在伯仲之间,但距离独领风骚、众望所归还有距离。武大的李国平、齐民友教授很不错。现在复旦数学的多极化趋势已经形成,方向比较齐全,一批人才起来了。中国数学界已经进入了群雄并起时代。” 他2015年、2016年在复旦数学学院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在网上广泛流传,其中对“数学之美”的表述堪称经典。 “数学家分纯粹数学家、应用数学家,象陈景润,以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著称,是典型的纯粹数学家,我算是两方面的结合。” “现在的学生一定要学好数学,因为我们早已进入了一个定量时代,数学好机会更多。企业家也应该有数学思维,量化决策,不能拍脑袋决策。” “现在的孩子抗挫折能力差,一点挫折就跳楼。我初一数学考过18分,华罗庚、苏步青小时候数学都不好,但我们最后都成了数学家。所以坚持很重要。” 李教授兼任上海市立德树人基础教育数学基地负责人,承担上海市小学中学的数学课标和教材制订,对小学数学教育,他也谈了不少颇有见地的观点。 李教授已届耄耋之年,但身体健康、精神䦆铄,一个半小时的交流中思维十分清晰敏捷,话题切换自如。他特意给我赠送了一本他刚出版的文集《积微集》,并且工整地亲笔签名,简单浏览书中他各个时期的图 片和文章,感慨他真是求知的一生、辉煌的一生、完美的一生、帅气的一生。 交谈结束,他和我同乘电梯下到一楼,我以为他是顺便下班,没想到他在大门口止住脚步说:“我就送您到这里”,让站在寒风中的我心头一热。在冬日的复旦,我亲身感受到一位数学大师的风范。
2017-02-22
微访香港著名小学校长张志鸿
尽管年届67岁,张志鸿先生依然精神好、饭量大、酒量高,不管是洋酒还是啤酒,我都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 他是名副其实的香港著名小学校长:小学老师45年、小学校长28年,2004年-2008年曾任香港小学校长联合会主席,现任中港小学校长专业促进委员会主席、保良局香港道教联合会圆玄小学校长。 “香港现有各类小学500所左右,其中450所为资助类小学,25所为政府办小学,25所为私立小学。这是香港特色。” “香港小学每班人数不许超过33人,确保因材施教、个性教学,如果长期人数招不满,该学校的办学资格会被取消。” “香港小学语文是普通话教学,其他学科均是英文教学,因此香港小学的英文教育水平较高。我们十分愿意与大陆的小学相互交流,圆玄小学已经与武汉育才小学和宁波、广州、深圳共4所小学结成姊妹学校,互动频繁。” 谈起香港年轻人的港独意识,张校长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历史课的设置有问题。香港各类学校的历史课都不是必修课,面对学业压力,很多学生都不会选择,导致缺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和祖国的认同感。 同行的香港朋友告诉我,圆玄小学原先濒临倒闭,张校长调任后迅速扭转了局面,现在已经是24个班700多名学生的大校,成为香港著名的国际学校,每年只招130多名学生,但报名人数会超过5000人。 酒桌把盏、湖上泛舟、古村漫步、共同跨年,在中国第一侨乡江门,我从张校长夫妇和香港圣文德天主教小学张伟菁校长身上深切感受到他们对教育事业和孩子的热爱,还有那份难得的信任、活力与率真。
微访中国精神医学泰斗王祖承
在武汉,“六角亭”是个敏感的地名,因为它成了武汉精神病医院的代名词,在上海,“600号”是个敏感的地名,因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位于宛平南路600号。 2017年1月11日上午,我就是在“600号”拜访了这位中国著名的精神医学专家。 他是一位精致的76岁老人,热情似火,身体和思维的反应一样敏捷,对我的洞察细致入微而又温暖如春。 “中国精神医学在上世纪30年代萌芽,解放前落后日本30年。文革前十分重视社区精神卫生工作,理论倒向苏联。文革对中国的精神医学造成很大的创伤,精神病人言论受批判,被关起来,医生受牵连,很多改行,不少医院被关掉。普通病人不收,作为思想问题。西方的东西是帝国主义、苏联的东西是修正主义、中医是封建主义,所以只能从人民群众中找治疗方法。认为老虎大便能治精神病,派人蹲守,包在馄钝中吃。全国总结了100多种所谓民间偏方。文革后发展很快,培养了一大批硕士博士,2013年精神卫生法颁布,令我们志气大涨。” “森田疗法、内观疗法来自日本,但其哲学、文化源自中国,已得到国际认可,但还不是主流。森田疗法强调带着挫折也可以生存,适用于肿瘤病人。内观疗法对人际关系调整、家庭关系改善很适用,住院精神病人的治疗效果很好,上海已有20家精神病医院开展。2017年北京内观大会、2018年济南森田大会是国际盛会,欢迎你参加。” 从日本引进内观和森田疗法并用于临床,对精神药物使用的深入研究,是他对中国精神医学的两大重要贡献。 “挫折教育很有必要。现代人的压力很大,我认识的上海实业界的一位领导,几乎每天都从上午6点工作到晚上10点,非常忙。上海世博园一位领导,开园的那天倒下。一个人要有自知之明,要明白自己的承受力有多大;要善于借助外力缓解自身压力,比如一个心理顾问或专业机构;要学习一些心理学知识;要有信仰,除了政治信仰外,还要有道德信仰,有了原则,就不会折磨自己。” “宗教的心理治疗作用大,但不能变成邪教,神职人员的素质很重要。弗兰克的分析存在主义,强调人有生理、心理、精神三个方面,精神指心灵,台湾称身心灵。机器人尽管也可以思考,但与人的最大差别是没灵性。精神医生就是人类灵魂的医生,是崇高的职业,一个优秀的精神医生应该比正常人还要正常。” 交谈间,王教授兴趣盎然地介绍起以杰出人物精神障碍为研究对象的病迹学,并允许我在他的电脑上拍下了三张他的研究文章,看来他是一定会活到老学到老的。 临别前,他欣然为闻博智库创立十周年寄语:“希望闻博智库成为中国人的心灵智库”,殷殷期望和秀美笔迹显示出他内心那不一般的风景。